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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思想的持久相關性 (Marx’s Enduring Relevance):
詳細解釋: 霍布斯鮑姆的核心觀點之一是,馬克思並非僅僅是一個 19 世紀的思想家,他的理論,特別是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對於理解 21 世紀的世界仍然至關重要。他指出,馬克思逝世後,其思想的影響力遠超生前。雖然在蘇聯模式崩潰後經歷了一段被邊緣化的時期,但全球化的加速發展(特別是 1990 年代以後)以及週期性經濟危機(如 2008 年金融海嘯)的爆發,使得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等著作中對資本主義內在驅動力(不斷擴張、尋求市場、技術革新)、矛盾(貧富差距、生產過剩、危機傾向)和全球化趨勢的預見性分析,顯得尤為深刻和具有現實意義。
霍布斯鮑姆提到(見第一章 “Marx Today”),馬克思從蘇聯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中被「解放」出來,使得人們能更客觀地審視其思想遺產,不再簡單地將其與失敗的「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劃上等號。他引用了如索羅斯(George Soros)、阿塔利(Jacques Attali)等非馬克思主義者也承認馬克思洞見的例子,證明其思想的穿透力超越了意識形態的界限。
關鍵在於區分馬克思的分析方法 (歷史唯物主義、對資本主義動態的剖析)和他的具體歷史預測 。即使某些預測(如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和形式)並未完全實現,但他的分析框架和提出的問題——關於資本主義如何運作、社會如何變革、不平等如何產生和延續等——仍然是理解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工具。
馬克思主義作為歷史力量與思想體系 (Marxism as Historical Force and Body of Thought):
詳細解釋: 霍布斯鮑姆強調馬克思主義的雙重屬性。作為歷史力量 ,它不僅僅是書齋裡的理論,而是激勵了全球範圍內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催生了眾多政黨(如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後來的共產黨),甚至塑造了 20 世紀相當一部分國家的政治體制(如蘇聯、中國等)。這些運動和政權,無論其功過是非,都深刻地改變了世界歷史進程。
作為思想體系 ,霍布斯鮑姆細緻地追溯了其源流(見第二章 “Marx, Engels and pre-Marxian Socialism”)。他分析了馬克思如何批判性地繼承了德國古典哲學(尤其是黑格爾,儘管是顛倒了的)、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聖西門、傅立葉等,馬克思吸收了他們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對未來社會的設想,但摒棄了其烏托邦性質)和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如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霍布斯鮑姆強調,馬克思不是憑空創造,而是在與前人思想的對話、吸收和超越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更為系統和科學的理論。
書中(如前言和第八章 “The Fortunes of Marx’s and Engels’ Writings”)也暗示,必須區分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思想與後世追隨者(如列寧主義者、斯大林主義者、葛蘭西、法蘭克福學派等)對其理論的詮釋、發展甚至教條化和歪曲。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就需要理解其思想體系在傳播和實踐中的複雜演變。
馬克思主義的演變與危機 (Evolution and Crises of Marxism):
詳細解釋: 霍布斯鮑姆以歷史學家的視角,展現了馬克思主義並非一個靜態、僵化的理論體系,而是在不同歷史時期經歷了發展、適應、爭論和危機的動態過程。書的目錄結構本身就體現了這一點,分章節探討了馬克思主義在 1880-1914 年(第二國際的興起)、反法西斯時期(1929-1945)、戰後黃金時代(1945-1983)以及 1983 年之後的衰退期的不同面貌和影響。
他分析了馬克思主義與各國勞工運動結合的程度和方式的差異(見第十六章 “Marx and Labour: the Long Century”),以及這種結合如何塑造了雙方。例如,在一些國家,馬克思主義成為勞工運動的主導意識形態,而在另一些國家則不然。
重大的歷史事件,如兩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法西斯的崛起、冷戰、去斯大林化、 1968 年學運浪潮以及蘇聯解體等,都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發展和政治實踐產生了深遠影響,引發了內部的重大爭論(如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關於帝國主義的辯論、對蘇聯模式的批判等)。
特別是在第十五章 “Marxism in Recession 1983–2000” 中,霍布斯鮑姆分析了馬克思主義在 20 世紀末遭遇的全面危機,這不僅與蘇聯模式的失敗有關,也與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的轉型、全球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傳統工人階級社會基礎的瓦解以及後現代主義等思潮對宏大敘事的解構有關。他描繪了這段時期馬克思主義從思想界的中心逐漸被邊緣化的過程。
對政治和國家的分析 (Analysis of Politics and the State):
詳細解釋: 霍布斯鮑姆指出(見第三章 “Marx, Engels and Politics”),雖然政治實踐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至關重要,但他們在理論上並未像對待經濟那樣,系統、完整地建構一套關於國家和政治的理論。他們更多的是在具體歷史事件的分析中(如《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法蘭西內戰》)或通信中闡述觀點,例如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無產階級專政」作為過渡形式等。
霍布斯鮑姆特別強調了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貢獻(見第十二章 “Gramsci”)。他認為葛蘭西是自馬克思以來西方最具原創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尤其是在政治理論方面。葛蘭西引入並發展了「文化霸權」(hegemony)的概念,深刻分析了統治階級如何通過意識形態、文化機構(教會、學校、工會等「市民社會」組織)來維持其統治,而不僅僅依賴國家的強制力(「政治社會」)。
葛蘭西關於知識分子的分類(傳統知識分子與有機知識分子)、關於革命戰略(「運動戰」與「陣地戰」的區別)、關於黨作為「現代君主」在爭奪霸權中的作用等思想,極大地豐富和深化了馬克思主義對政治鬥爭複雜性的理解,特別是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下。霍布斯鮑姆認為,葛蘭西的理論對於理解權力如何運作以及如何實現社會變革具有持久的重要性。
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吸引力與文化影響 (Intellectual Appe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
詳細解釋: 霍布斯鮑姆探討了馬克思主義為何以及如何在不同時期吸引了大量的知識分子(見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四章)。他分析了其吸引力的來源:它提供了一種對歷史和社會進行全面、系統性批判的理論框架;它聲稱具有科學性,能揭示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在社會危機時期(如大蕭條、反法西斯戰爭),它似乎提供了解決方案和對未來的希望。
他追溯了馬克思主義在學術界的傳播和影響,尤其是在社會科學領域(如第九章 “Dr Marx and the Victorian Critics” 討論了維多利亞時代英國評論家對馬克思的早期反應,第十章和第十四章則涉及更廣泛的影響)。他指出,即便在非馬克思主義者中,馬克思的思想也常常被討論、借鑒或作為批判的對象,成為知識界無法繞開的存在。
霍布斯鮑姆也分析了馬克思主義與藝術、文學前衛運動的關係(主要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的文化部分),指出這種關係是複雜且充滿變化的。早期(如 19 世紀末)存在一定的親和力,因為兩者都具有反叛資產階級傳統的色彩。但隨著時間推移和政治形勢變化,尤其是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成為官方教條後,兩者關係變得緊張甚至對立。
他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影響遠不止於學術圈和政治運動內部,它的某些概念和分析方法已經滲透到更廣泛的公眾話語和文化意識之中,成為現代思想遺產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