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核心論點一：從「為何工人不願工作？」到「為何工人如此賣力工作？」：霸權誕生於工廠
在我們深入探討布若威的理論世界之前，讓我們先想像一個簡單的情境。假設你是一位學校的訓導主任，你走進一間教室，發現學生們無精打采，甚至聯合起來不做功課。你最直覺的問題會是：「為什麼這些學生不肯用功讀書？」這就是過去工業社會學家走進工廠時所提出的問題。他們看到工人限制產量、集體怠工，於是他們的研究核心便圍繞在「為何工人不願更賣力地工作？」這個謎團上。然而，布若威卻像一位走進另一間教室的觀察者，他看到的是學生們正埋頭苦幹，狂熱地投入一場極其困難且回報不高的解謎競賽，甚至為了在競賽中勝出而彼此競爭、相互合作。這位觀察者提出的問題就完全不同了，他會問：「為什麼在沒有人拿槍指著他們的情況下，這些學生會如此心甘情願、甚至充滿熱情地投入這場辛苦的競賽？」這正是布若威在《製造甘願》一書中提出的革命性轉變，他將整個社會學的探照燈，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照射在資本主義的勞動過程上。
這個核心論點的轉變，可以稱之為「從 coercion（威嚇）到 consent（甘願）」的理論躍進。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解釋工人為何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勞動，答案相對單純：因為「威嚇」。工人階級不擁有生產工具（土地、工廠、機器），他們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在市場的無情鞭策下，他們若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以換取工資，就無法生存，甚至會面臨飢餓與死亡。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飢餓的鞭笞」（the whip of hunger）。在這種觀點下，工廠是一個充滿赤裸裸壓迫與剝削的場所，工人服從的理由，來自於經濟上別無選擇的強制力。這是一種消極的、被迫的順從。
然而，布若威在一九七零年代進入聯合企業的工廠時，他所觀察到的景象卻與這個古典模型有著巨大的差異。當時的美國，早已不是十九世紀那種赤貧的資本主義初期樣貌。工會組織的興盛、勞動法規的建立、以及福利國家的社會安全網，使得「飢餓的鞭笞」變得不再那麼直接而致命。工人擁有基本的失業救濟、申訴管道，甚至在工會的保護下，管理者不能再像過去一樣任意開除員工。在這種情況下，若單純只用「威嚇」來解釋工人的行為，顯然已經不夠充分。布若 woy 親身體驗到，工廠裡的夥伴們，包含他自己，並不是被動地、不情願地在應付工作。相反地，他們主動地、積極地，甚至可以說是充滿創造力地投入到一場被他稱之為「趕工遊戲」（the game of making out）的日常競賽中。他們不僅努力達成公司設定的生產目標，甚至為了超越目標、贏得遊戲而絞盡腦汁。他們在工作中找到樂趣、挑戰與尊嚴，儘管這一切努力的最終結果，是為公司的股東創造了更多的利潤。
這個觀察，讓布若威提出了他的核心論點：在壟斷資本主義的階段，驅動工人投入生產的力量，主要不再是來自外部市場的直接「威嚇」，而是來自於在勞動過程內部被巧妙地「製造」出來的「甘願」。這份「甘願」，並不是指工人真心誠意地熱愛資本家或擁抱剝削，而是一種「志願性的服從」（voluntary servitude）。它是一種在有意識的參與和有侷限的選擇下，所產生出來的主動合作。工人之所以「甘願」，是因為整個勞動過程被組織成一個能讓他們獲得相對滿足感、自主性與成就感的場域。
在這裡，布若威巧妙地借用了義大利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hegemony）概念，但做了一個極具創意的轉化。葛蘭西的霸權理論，主要是在解釋為何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命遲遲沒有發生。他認為，統治階級的統治，不僅僅依靠國家的暴力機器（警察、軍隊）這種「強制力」，更重要的是依靠它在市民社會（學校、教會、媒體）中建立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導權的能力，讓被統治階級從心底裡認同、接受現有的社會秩序。這種透過被統治階級的「同意」所達成的統治，就是霸權。然而，葛蘭西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工廠「外部」的政治與文化領域。布若威則大膽地宣稱：「霸權誕生於工廠」。他認為，我們不需要到工廠之外去尋找工人為何服從的答案，因為工廠本身就是一個最有效率的「同意製造機」。勞動過程不僅僅是生產商品與利潤的地方，它同時也在生產並再生產著一套讓工人「甘願」投入其中的社會關係與意識形態。
這個論點的深刻之處在於，它揭示了壟斷資本主義的控制模式，遠比早期的專制模式來得更為精緻、更為穩固。專制體制（despotism）下的控制是透明的，工人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被迫的，因此反抗的意識也相對容易被激發。但在霸權體制（hegemonic regime）下，控制是隱形的，它將強制力包裹在同意的糖衣之中。工人透過參與日常的生產遊戲，主動地將自己綁定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上。他們在追求個人在遊戲中的勝利時，客觀上卻鞏固了整個剝削體系。他們鬥爭的對象，不再是抽象的「資本家」或「體制」，而是遊戲中的具體障礙：一台不順手的機器、一個不合作的同事、或是一張難以達成的生產訂單。這種將階級矛盾轉化為個人化、技術性問題的過程，正是霸權在工廠中運作的奧秘所在。
因此，布若威透過這個核心論點的轉移，為我們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分析框架。他不再將工人視為單純的、被動的受害者，而是承認他們在勞動過程中的主體性、能動性與創造力。然而，他也冷靜地指出，這種主體性的發揮，卻弔詭地被收編進一個更大的支配結構之中，成為鞏固這個結構的重要力量。這就是《製造甘願》一書最令人震撼也最具啟發性的起點。接下來，我們將深入探討，這部精密的「同意製造機」，究竟是由哪些關鍵的零組件所構成的。
（第一部分完，接下來將解釋第二個核心論點：製造甘願的三大機制——趕工遊戲、內部勞動市場與內部國家。）
第二部：核心論點二——同意的製造機制：趕工遊戲、內部勞動市場與內部國家
如果說布若威的第一個核心論點是提出了「霸權誕生於工廠」這個顛覆性的命題，那麼他的第二個核心論點，就是鉅細靡遺地向我們展示了這座「同意製造工廠」內部的精密機械構造。他並非空泛地談論意識形態，而是像一位工程師拆解引擎一樣，具體地指出了三個相互關聯、彼此強化的核心機制，正是這些機制日復一日地運轉，才將工人的潛在不滿與反抗，轉化為對資本主義生產體制的「甘願」。這三大機制分別是：將勞動過程轉化為一場競賽的「趕工遊戲」（the game of making out）、創造個人化職涯前景的「內部勞動市場」（internal labor market），以及調節廠內衝突的「內部國家」（internal state）。透過費曼學習法，我們將逐一拆解這三個看似尋常卻蘊含深刻權力關係的機制。
第一個機制：趕工遊戲——將剝削轉化為競賽的藝術
讓我們先從一個簡單的類比開始。想像一下，你被迫去玩一款極度單調乏味的線上遊戲，每天重複點擊螢幕八小時，僅為了換取勉強溫飽的虛擬貨幣。這種體驗無疑是痛苦且充滿異化的。但是，如果遊戲設計師巧妙地加入了計分板、排行榜、每日挑戰、以及一些可以讓你「偷吃步」或「鑽漏洞」的小技巧，情況會發生什麼變化？你可能會開始研究如何最有效率地點擊，如何利用系統的微小延遲來賺取額外分數，你會為了在排行榜上超越同事而感到興奮，也會因為達成每日挑戰而獲得成就感。不知不覺中，你從一個被迫的勞動者，轉變成了一個主動的、投入的「玩家」。你關注的焦點，不再是遊戲本身的無意義，或是遊戲公司對你時間的剝削，而是如何在遊戲的既定規則下「獲勝」。
這正是布若威所描述的「趕工遊戲」的核心精髓。在聯合企業這樣的計件制工廠裡，勞動過程並非僅僅是「工作」，它被巧妙地組織成一場具有明確目標、規則、挑戰與獎勵的遊戲。遊戲的目標很簡單：達成或超越官方設定的生產率（making out），以賺取獎金。遊戲的規則由計件工資體系、品質檢驗標準等構成。遊戲的挑戰則來自於現實世界中的種種不確定性：機器可能故障、原料品質可能不佳、輔助工人的配合可能不到位。而遊戲的獎勵，除了金錢之外，更重要的是心理層面的滿足感：戰勝挑戰的驕傲、在同事間贏得「會做事」的名聲、以及最重要的——讓單調乏味的工作時間變得可以忍受，甚至充滿樂趣。
布若威深刻地指出，一旦工人被吸納進這場遊戲，他們的精力與智慧便會朝著「如何玩好這場遊戲」的方向集中。他們的鬥爭對象不再是垂直的、階級性的（工人 vs. 管理階層），而是轉變為水平的、個人化的。他們要對抗的是時鐘的滴答聲、機器的頑固、以及其他可能拖慢他們進度的同事。這種注意力的轉移，就是霸權運作的第一步：它成功地掩飾了剩餘價值的存在。工人體驗到的不再是「我為資本家無償勞動了三個小時」，而是「我今天成功達標了 140%，贏了這場遊戲」。剝削的本質，被遊戲的刺激與挑戰所遮蔽。
更重要的是，玩遊戲的過程本身，就製造了對遊戲規則的同意。正如一個棋手在下棋時，不會去質疑「馬走日、象走田」的規則是否公平，他只會思考如何運用這些規則來將死對手。同樣地，工人在投入趕工遊戲時，也就不會去質疑計件制本身是否合理，或公司的利潤目標是否正當。相反地，他們會要求管理階層「遵守規則」——提供好的物料、修好機器、給出「公平」的計件率，好讓他們能夠「好好地玩這場遊戲」。當他們抱怨管理者「作弊」時，反而弔詭地強化了遊戲規則本身的正當性。於是，一個原本是為了最大化剝削而設計的體系，在工人的日常實踐中，轉化成了一套他們願意主動去維護的「公平競賽」。
第二個機制：內部勞動市場——用個人前途取代階級團結
讓我們繼續用類比來說明。想像有兩種求職者，一種是到處接案的自由工作者，另一種是在一家大型企業內部，循著明確升遷管道往上爬的員工。自由工作者的認同感和忠誠度可能較為分散，但企業內的員工，他的職涯發展、退休金、福利，都與這家企業的興衰緊密相連。他思考的，往往是如何在這家公司內部獲得更好的職位，而不是如何聯合所有同行去對抗整個產業的業主。
「內部勞動市場」就是布若威觀察到的第二個關鍵機制。相較於吉爾公司時代，工人的職位相對固定，調職往往是一種懲罰，聯合企業建立了一套複雜而成熟的內部晉升與調動體系。這套體系包含了明確的職務分級、與年資掛鉤的薪資福利、以及一套公告職缺、讓員工競 key 所的「競標」程序。
這個機制的運作，產生了幾個深遠的後果。首先，它將工人的利益與企業的長期利益綑綁在一起。一個工人在公司待得越久，他的年資越高，所能享受到的福利（如更長的假期、更優渥的退休金）就越好，也越有機會晉升到薪水更高、工作更輕鬆的職位。這使得他會將公司的生存與發展，視為攸關自身利益的大事。公司的利潤，彷彿也成了他未來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其次，內部勞動市場將集體的階級連帶，轉化為個人化的職業生涯競爭。工人們不再僅僅是共享被剝削命運的「階級兄弟」，他們同時也是爭奪有限晉升機會的「競爭對手」。他們努力的目標，不再是團結起來推翻整個體制，而是在這個體制內，透過個人的努力與表現，擊敗同事，獲得更好的職位。這種橫向的競爭，有效地瓦解了縱向的階級團結。工人之間的衝突增加了，而工人與管理階層之間的直接對抗則相對減少。
最後，這套系統賦予了工人一種有限但真實的選擇權，從而強化了同意。工人可以「自由地」申請他們想要的職位，這創造了一種自主的幻覺，掩蓋了他們實際上只能在公司設定好的、有限的職位選項中進行選擇的事實。這種「工業公民權」的賦予，讓工人感覺自己是體制中受尊重的一份子，而不是可以任意被取代的零件。
第三個機制：內部國家——將階級鬥爭法制化與儀式化
再用一個類比。想像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法院、國會和法律，所有的社會衝突都可能演變成街頭的暴力鬥爭。但有了這些制度，衝突就會被引導到法庭辯論、國會協商、以及遵守法律程序的軌道上。衝突並沒有消失，但它被「法制化」與「常規化」了，從而不會動搖整個國家的統治基礎。
布若威所稱的「內部國家」，正是在工廠這個微型社會中扮演著類似的角色。它主要由兩部分構成：申訴程序（grievance procedures）和集體協商（collective bargaining）。這套機制取代了過去由領班或工頭進行專斷獨裁式管理的體制。
申訴程序就像是工廠內部的法院。當工人覺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時（例如，被不當懲處，或認為計件率不公），他可以透過工會代表，提出正式的申訴。這個程序將一個潛在可能引爆集體抗爭的事件，轉化為一個個獨立的、技術性的「個案」。鬥爭的語言，從「這是階級剝削！」，變成了「這違反了勞動契約第四條第二款」。透過這個過程，管理階層的根本權威被當作是理所當然的前提，而爭論的焦點則被限縮在管理行為是否「合法」（符合契約規定）的技術性問題上。這不僅有效地化解了衝突，更弔詭地合法化了管理階層的統治權。
集體協商則像是工廠內部的議會。每隔一段時間（例如三年），工會與管理階層會坐上談判桌，協商下一份勞動契約的內容，包括工資、福利、工時等。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場盛大的儀式，它將勞資之間最根本的利益對立（剩餘價值的分配），轉化為一場可以透過討價還價來解決的例行公事。階級鬥爭被馴化為一場有規則可循的談判遊戲。更重要的是，這個過程創造出一個假象，即勞資雙方的利益是可以被調和的，雙方可以為了企業的「共同利益」（例如，維持競爭力）而達成妥協。
總結來說，這三大機制——趕工遊戲、內部勞動市場與內部國家——共同構成了一個天衣無縫的霸權體系。趕工遊戲在微觀的日常活動層次上製造了參與感與同意；內部勞動市場在中觀的個人職涯層次上，將工人的利益與公司綁定；內部國家則在宏觀的制度層次上，將衝突常規化與法制化。它們共同作用的結果，便是將一個本質上充滿對立與剝削的生產關係，轉化為一個看似由合作、競爭與公平規則所構成的和諧世界。這就是布若威所揭示的，「製造甘願」的精妙之處。
（第二部分完，接下來將探討第三個核心論點：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雙重本質——同時取得並掩飾剩餘價值。）
第三部：核心論點三——資本主義的雙重秘密：同時「取得」與「掩飾」剩餘價值
在理解了布若威如何將問題的核心從「威嚇」轉向「甘願」，並拆解了製造甘願的三大內部機制後，我們現在可以進入他理論中最具根本性、也最能體現其馬克思主義傳承的核心論點。這個論點回答了一個根本問題：資本主義的勞動過程，究竟有什麼獨一無二的特質？布若威的答案是，它的獨特性在於其具有一種雙重功能：它必須在同一個過程中，既「取得」（securing）剩餘價值，又同時「掩飾」（obscuring）剩餘價值的存在。這兩個看似矛盾的功能，正是透過前述的「同意製造機制」才得以完美結合，也正是這種結合，使得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比以往任何一種社會形態都更加穩固與隱蔽。
為了用費曼學習法來解釋這個較為抽象的理論，我們必須再次使用一個關鍵的類比，也就是布若威在書中用來對照的封建主義生產模式。
一個透明的剝削：封建莊園的啟示
讓我們想像自己是一位中世紀的農奴。你的生活被清晰地劃分為兩部分。星期一到星期三，你必須在領主的土地上無償勞動，種植小麥、修築城堡。這三天你所付出的勞動，成果全部歸領主所有，這就是你的「剩餘勞動」（surplus labor）。它的存在是如此透明、如此一目了然。你很清楚，這三天你是在為別人白白工作。星期四到星期六，你則可以在領主「恩賜」給你的一小塊土地上耕作，收穫的作物用來養活你和你的家人。這是你的「必要勞動」（necessary labor），是為了再生產你自身勞動力所必需的。
在這個體系中，「取得」剩餘勞動的方式是直接的、非經濟的威嚇。你之所以會去領主的土地上勞動，不是因為市場交易，而是因為領主的政治權力、法律規定與軍事暴力。如果你不去，領主可以把你關進地牢，或收回你的土地。剝削的過程是赤裸裸的，它不需要被「掩飾」，因為它就是建立在不平等的政治與法律地位之上的。換句話說，在封建主義下，「取得」剩餘勞動的機制（政治與法律的強制力）和勞動過程本身是分離的。
一個隱蔽的剝削：資本主義工廠的魔法
現在，讓我們回到現代資本主義的工廠。你是一位領取時薪的工人，每小時工資是 20 美元，一天工作八小時。下班時，你領到了 160 美元的薪水。這個過程看起來是一場公平的交易：你付出了八小時的勞動，資本家付給你八小時的工資。在這裡，你看不到任何一條清晰的界線，可以區分出哪幾個小時是為自己工作（必要勞動），哪幾個小時是為老闆白白工作（剩餘勞動）。
這就是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第一個魔法：掩飾。透過「工資」這個形式，剩餘勞動被巧妙地隱藏起來了。事實上，你的勞動力可能在工作的前五個小時，就已經創造出等同於 160 美元工資的價值。而後三個小時，你創造的價值就成了資本家無償佔有的「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這也是利潤的最終來源。然而，在你的日常體驗中，這後三個小時的無償勞動是不可見的。剝削不再是透明的，而是被市場交換的「公平」表象所掩蓋。
布若威指出，這種掩飾功能是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如果剝削像封建社會那樣透明，那麼在一個宣稱人人「自由、平等」的社會裡，這種體制將難以維持，勢必需要動用大量的非經濟強制力，從而破壞了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
然而，僅僅「掩飾」是不夠的。這就帶來了資本主義面臨的獨特挑戰：既然剝削被掩飾了，既然工人不再受到領主那樣直接的人身束縛，資本家又該如何 「取得」剩餘勞動呢？如何確保工人在這八小時內，會付出足夠的努力，去創造出那份被隱藏起來的剩餘價值？如果工人只是出工不出力，那麼即使剝削的關係存在，資本家也無法獲得實際的利潤。
這正是《製造甘願》一書的核心所在。布若威的答案是，「取得」剩餘勞動的任務，正是由那些同時也扮演著「掩飾」角色的機制所完成的。這就是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雙重秘密。
讓我們將三大機制放回這個框架中檢視：
- 趕工遊戲：它一方面掩飾了剝削。工人沉浸在遊戲的輸贏中，體驗到的是達成生產率的成就感，而不是被無償佔有勞動成果的剝削感。另一方面，它又取得了剩餘勞動。正是為了贏得這場遊戲，工人才會主動地、激烈地付出超出其工資等價物的勞動，從而為資本家生產出大量的剩餘價值。
- 內部勞動市場：它一方面掩飾了剝削。它將階級的根本對立，轉化為個人在職涯階梯上的競爭，讓人們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向上流動，從而模糊了固定的階級界線。另一方面，它又取得了剩餘勞動。為了在晉升的競爭中勝出，為了保住並累積自己的年資福利，工人會表現出對公司的忠誠與努力，從而更穩定地貢獻剩餘勞動。
- 內部國家：它一方面掩飾了剝削。它將勞資關係描繪成一種可以透過法律程序和理性協商來調節的「公民」關係，而非根本性的敵對關係。它創造了一種公平正義的表象。另一方面，它又取得了剩餘勞動。透過將衝突引導至可控的管道，它防止了生產的中斷，保障了資本積累過程的順暢進行，從而確保了剩餘價值的穩定產出。
因此，布若威的理論形成了一個完美的閉環。資本主義的勞動過程之所以獨特，是因為它不像封建主義那樣，需要一個「外部」的、赤裸裸的政治權力來強迫工人付出剩餘勞動。相反地，它在勞動過程「內部」就建立起一套精密的霸權體系。這套體系以遊戲、職涯與權利為誘因，讓工人主動參與其中。而在參與的過程中，工人不僅為資本家創造了剩餘價值，同時也生產出使這種剝削關係得以持續下去的「甘願」。取得與掩飾，不再是兩個分離的過程，而是在工廠日常運作中，一體兩面的同一件事。這就是壟斷資本主義下，支配關係能夠如此深入、如此穩固的根本原因。
（第三部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