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的看門狗與風險的轉嫁者——孟山都如何透過控制科學與法律來塑造現實
《金種籽》的第三個核心論點，揭示了孟山都之所以能夠長期維持其充滿爭議的商業模式，關鍵在於它成功地扮演了兩個角色：資訊的看門狗（The Gatekeeper of Information）和風險的轉嫁者（The Externalizer of Risk）。這意味著孟山都的商業策略不僅僅是在市場上銷售產品，更是在科學界、監管機構和法庭上，進行一場曠日持久的資訊戰。它透過資助、引導甚至壓制科學研究，影響政府的監管決策，並利用法律工具來規避責任，從而將其產品帶來的巨大生態、健康和社會成本，巧妙地從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中剝離，轉嫁給了工人、農民、消費者、納稅人乃至整個生態環境。
本書透過對待三種關鍵化學品——2,4,5-T（戴奧辛）、 PCBs（多氯聯苯）和草甘膦（年年春）——的歷史案例，深入剖析了這一策略的運作方式。
第一幕：戴奧辛的黑箱——尼卓鎮（Nitro）工人的悲歌
故事要從西維吉尼亞州的尼卓鎮說起，這裡是孟山都生產 2,4,5-T（橙劑的主要成分之一）的工廠所在地。 1949 年，一場工廠爆炸事故讓大量工人暴露在含有劇毒戴奧辛的化學品中。工人們身上開始出現可怕的皮膚病變（氯痤瘡，chloracne），並伴隨其他全身性中毒症狀。
在這裡，孟山都第一次展現了其作為「資訊看門狗」的強大能力。書中詳細描述了，孟山都如何應對這場危機：
- 內部研究的選擇性披露：孟山都資助了辛辛那提大學的雷蒙德·薩斯金德（Raymond Suskind）醫生等人進行研究。然而，這些研究報告被標記為「公司內部使用」，其最令人不安的發現——如戴奧辛可能導致全身性中毒，甚至連護理人員和工人家屬都出現症狀——從未向工人們完全公開。當需要向監管機構或勞工賠償委員會報告時，孟山都則會提交那些顯示工人「顯著改善」的追蹤報告，營造出問題已經被控制的假象。
- 定義問題，縮小責任：孟山都始終將工人的健康問題歸咎於 1949 年的「一次性爆炸事故」，並宣稱只要搞好個人「清潔衛生」，問題就能解決。這巧妙地將系統性的生產風險，轉化為單一的意外事件和工人的個人責任。然而，書中引用的公司內部文件顯示，即使在所謂「安全措施」實施後，新的氯痤瘡病例仍在持續出現，證明了污染是常態性的。
- 成為唯一的數據來源：由於孟山都的尼卓鎮工廠是全球最早一批長期暴露於高濃度戴奧辛的群體之一，這批工人的健康數據變得極其寶貴。孟山都深知這一點，並透過資助薩斯金德等人的長期研究，壟斷了這批數據的解釋權。在後來的越戰老兵橙劑訴訟案和尼卓鎮工人訴訟案中，孟山都都成功地利用這些經過「精心管理」的研究結果，來論證戴奧辛與癌症等長期疾病之間「沒有明確的關聯」，儘管後來的獨立研究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孟山都成了決定戴奧辛「科學真相」的守門人。
這場持續數十年的資訊操控，最終讓孟山都在 1980 年代的尼卓鎮訴訟中幾乎全身而退。法庭雖然承認工人們的健康受到了損害，但由於孟山都成功地將關鍵證據排除在陪審團的視野之外，陪審團最終認定公司的行為未達到「故意、肆意和魯莽」的法律標準。孟山都將巨大的健康成本，成功地轉嫁給了那些為它賣命的工人。
第二幕：PCBs 的全球擴散——安尼斯頓鎮（Anniston）的犧牲
如果說戴奧辛的風險被鎖在工廠和戰場的黑箱中，那麼 PCBs（多氯聯苯）的故事則展示了孟山都如何應對一場全球性的、無法掩蓋的污染危機。 PCBs 作為一種優良的絕緣和阻燃劑，被廣泛應用於變壓器、油漆、墨水等數百種產品中，幾乎滲透到現代工業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當 1960 年代末，科學家在瑞典的母乳、北極的鷹隼體內都發現了 PCBs 時，孟山都——作為美國唯一的生產商——面臨著一場公關和法律的噩夢。書中詳細記錄了公司內部「Aroclor（PCBs 商品名）臨時委員會」的應對策略，堪稱風險轉嫁的教科書：
- 拖延與製造科學疑雲：「讓政府、州和大學去證明他們的觀點」，「質疑對我們不利的證據」，「重複實驗直到得出更好的結論」。這些內部備忘錄中的話語，揭示了孟山都的核心策略：效仿菸草公司，利用科學的不確定性來拖延監管。他們明知 PCBs 有毒，卻在公開場合堅稱其安全性，為自己爭取寶貴的銷售時間。委員會會議記錄中那句臭名昭著的話——「只要我們還能賣，就拚命地賣」（Sell the hell out of them as long as we can）——便是這種心態的極致體現。
- 利用「經濟末日論」脅迫監管：當監管壓力增大時，孟山都巧妙地將「環境災難」與「經濟災難」對立起來。他們聯合通用電氣（GE）等大客戶，向政府遊說，聲稱如果立即禁用 PCBs，將導致紐約等大城市停電，整個國家經濟將陷入癱瘓。他們將一場由自己產品引發的公共衛生危機，包裝成了一個社會「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要麼冒著火災風險（失去生命），要麼冒著滅絕某些鳥類的風險。這種論述成功地將其產品的「必要性」置於其「危害性」之上。
- 透過法律合同轉嫁責任：在全面禁令出台前夕，孟山都要求所有 PCBs 客戶簽署一份「賠償協議」，規定客戶必須「保護、賠償並使孟山都免受」因使用 PCBs 而可能引起的一切損害。這一招極其高明，它將未來的法律責任，像包裹一樣甩給了下游的客戶。
- 利用分拆公司（Spin-off）實現財務切割：最終，在 1997 年，CEO 鮑伯·夏皮羅（Bob Shapiro）完成了風險轉嫁的終極操作：他將孟山都大部分遺留的化學業務，連同其數十億美元的債務和環境訴訟責任，全部打包分拆到一家名為「首諾」（Solutia）的新公司。這使得「新孟山都」得以輕裝上陣，以一個專注於「食物、健康、希望」的生命科學公司的形象，吸引投資者，而將安尼斯頓鎮這樣的地方留下的毒債，甩給了首諾公司去背負。這是一次財務上的煉金術，將有毒的負債變成了抽象的數字，從而保護了核心業務的增長。
第三幕：草甘膦的科學攻防戰——被「捉刀」的真相
到了「年年春」的時代，孟山都的資訊操控手段變得更加純熟和隱蔽。當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在 2015 年將草甘膦列為「很可能的人類致癌物」時，孟山都發動了一場全方位的科學攻防戰。
本書揭示的內部文件顯示，孟山都的策略包括：
- 「捉刀」（Ghostwriting）：公司內部科學家撰寫或深度參與多篇旨在反駁 IARC 結論的學術論文，然後尋找外部的權威學者掛名發表。一份內部郵件中，一位孟山都科學家甚至將「捉刀撰寫癌症評審論文」列為自己當年的工作成就。這種做法嚴重腐蝕了科學的獨立性和公信力。
- 攻擊和抹黑獨立科學家：對於那些提出不利證據的科學家，孟山都的策略是系統性地攻擊他們的信譽。當發現戴奧辛存在基因毒性的詹姆斯·派瑞（James Parry）教授不願改變其結論時，公司高管想的不是如何解決問題，而是如何「尋找/培養一個」願意發表對草甘膦更有利評價的人。
- 滲透和影響監管機構：書中披露的孟山都內部通訊，揭示了公司與美國環保署（EPA）部分官員之間令人不安的密切關係。公司高管討論如何「搞定」某些研究，甚至有 EPA 官員向孟山都透露內部資訊，並承諾幫忙「扼殺」其他機構可能進行的不利研究。這顯示孟山都的影響力已經不僅僅停留在發表論文，而是深入到監管決策的過程之中。
這些行為的目的，都是為了保護其史上最賺錢的產品——年年春。孟山都深知，一旦草甘膦的致癌風險被廣泛接受，其整個「年年春就緒」種子帝國將面臨崩塌的風險。因此，他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控制關於草甘膦安全性的科學話語權。
總結
《金種籽》的第三個核心論點，是本書最具批判性的部分。它超越了單一的商業分析，進入到對現代企業權力、科學倫理和監管失靈的深刻反思。孟山都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家巨型企業的真正力量，不僅在於其資本和技術，更在於其塑造和控制資訊的能力。透過將科學研究變成公關工具，將法律體系變成避責盾牌，孟山都成功地將其商業模式的內在風險，轉化為社會的外部成本。從尼卓鎮工人的肺，到安尼斯頓鎮的土壤，再到全球億萬消費者的餐盤，這些風險被無形地分散和攤銷，而孟山都則在這一過程中，確保了自身的利潤和生存。這不僅僅是孟山都一家的歷史，它為我們理解所有涉及高風險技術的現代產業，提供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警世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