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解了後真相的定義及其深層的認知偏誤根源之後，Lee McIntyre 在書中接著分析了促使後真相現象在當代愈演愈烈的幾個關鍵外部因素。其中，傳統媒體的衰落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Media) 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第四部分：傳統媒體的衰落——後真相的催化劑 (主要基於第四章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Media)
想像一下，在一個小鎮上，曾經有一位德高望重、大家都信任的長者，鎮上發生了什麼大事，大家都會去聽聽他的說法，因為他總是努力查證事實，力求公正。但後來，鎮上出現了許多新的聲音，有些聲音很大聲、很吸引人，但並不可靠。漸漸地，大家不再那麼依賴那位長者了，甚至有些人開始質疑他的動機。傳統媒體，尤其是那些曾經被視為「聲望媒體」（prestige press）的機構，就像那位長者。它們的衰落，為後真相的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作者在第四章中詳細闡述了傳統媒體如何在競爭壓力、經濟困境以及自身對「客觀性」的誤讀中逐漸失去了公信力和引導力，從而使得基於情感和黨派立場的敘事更容易佔據主導地位。
在所謂的「新聞黃金時代」，像《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這樣的大報，以及美國廣播公司（ABC）、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國家廣播公司（NBC）這樣的電視網，是人們獲取新聞的主要來源。在 1950 年，美國日報的總付費發行量甚至超過了家庭總數的 100%，意味著有些家庭訂閱了不止一份報紙。而像沃爾特・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這樣的新聞主播，曾被譽為「美國最值得信賴的人」。那時，電視新聞部門甚至不被期望賺錢，它們的存在更多是為了履行聯邦通信委員會（FCC）規定的「服務公眾利益」的職責，是電視台賴以證明其社會責任的「損失領導物」（loss leader）。
然而，這種情況從 CBS 的《60 分鐘》節目在 1968 年之後首次實現新聞節目盈利開始發生了轉變。電視台高層開始意識到，新聞也可以是賺錢的。接著，1979 年的伊朗人質危機讓公眾對新聞的需求激增。 ABC 電視台為此推出了《夜線》（Nightline）節目，取得了巨大成功。隨後，1980 年 CNN 的出現，開創了 24 小時新聞報道的時代。雖然 CNN 早期因提供「稀釋的」新聞報道而受到批評，但它迅速獲得了成功，尤其是在一系列重大危機事件中，如挑戰者號太空梭爆炸、天安門事件、柏林圍牆倒塌以及海灣戰爭，有線新聞吸引了大量觀眾。
與此同時，對媒體偏見的抱怨也一直存在。長期以來，右翼人士一直指責主流媒體存在「自由派偏見」。在這種背景下，談話電台主持人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異軍突起。他將自己定位為與美國其他媒體對立的「真相來源」，為那些感覺被主流媒體忽視的保守派民眾發聲，並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的節目更像是一個社區，而不是一個辯論的場所，其目的是在觀點相似的人們中間建立一種認同感。
林堡的成功揭示了黨派新聞的巨大市場潛力。很快，MSNBC 和福克斯新聞（Fox News）相繼在 1996 年成立，它們都將自己視為 CNN 的替代者。 MSNBC 逐漸確立了其偏向自由派的立場，而由保守派媒體顧問羅傑・艾爾斯（Roger Ailes）創辦的福克斯新聞則毫不掩飾其保守派立場。正如書中所引述的，艾爾斯「發現了一個利基受眾：一半的美國人民。」
福克斯新聞將黨派新聞報道推向了新的高度。有報道稱，福克斯新聞的高管會指示其製作人如何傾斜新聞報道以符合保守派的談話要點。例如，在康涅狄格州紐敦小學槍擊慘案發生後，福克斯新聞的製作人被要求不要在節目中討論槍支管制問題。研究也發現，福克斯新聞的嘉賓中，對氣候變化持懷疑態度的人比例遠高於其他主流媒體，其新聞報道中充斥著個人觀點。這種做法模糊了嚴肅新聞與黨派觀點之間的界限，使得福克斯新聞的忠實觀眾更容易相信並傳播他們所接觸到的錯誤信息。事實上，2011 年的一項研究甚至發現，福克斯新聞的觀眾比那些不看任何新聞的人消息更不靈通。
面對這種黨派媒體的興起和傳統媒體讀者群的流失，那些堅守傳統新聞價值觀的媒體陷入了困境。它們試圖通過更加強調「客觀性（objectivity）」來與黨派媒體劃清界限。然而，諷刺的是，這種對「客觀性」的追求，特別是對「平衡報道」（balanced reporting）的執著，反而降低了它們提供準確新聞報道的承諾，並為後真相的滋生提供了便利。
這是如何發生的呢？作者指出，在一個黨派人士極力兜售其觀點的環境中，僅僅為了「平衡」而給予黨派喉舌一個平台來發表他們的抱怨，並不能堅持新聞誠信的最高標準（即講述真相）。「客觀性」的口號反映在即使在事實問題上也決心提供「平等時間」和「講述故事的雙方」。雖然這在基於觀點的話題上可能是合理甚至值得稱讚的目標，但在科學報道等領域卻被證明是一場災難。通過給予「平等時間」，媒體只會在一個問題的兩方之間製造「虛假對等（false equivalence）」，即使其中一方的觀點並不可信。
我們在第二章討論科學否認時已經看到，科學否認者如何利用媒體對客觀性的擔憂。他們不再需要花錢刊登整版廣告來宣傳自己的觀點，只需要向媒體施壓，讓媒體相信如果存在「其他研究」而媒體沒有報道，那就是媒體帶有偏見。於是，記者們開始報道氣候變化、疫苗等「有爭議」問題的「雙方」觀點，即使這些爭議本身就是由那些有經濟或政治利益的人製造出來的。結果是，公眾對這些本已在科學界達成共識的問題產生了極大的困惑，這無異於一場由媒體協助的虛假信息宣傳運動。
書中引用了著名氣候科學家詹姆斯・漢森（James Hansen）的親身經歷。他曾被告知，在電視節目中討論全球變暖問題時，節目「必須」同時邀請一位「反方」人士。這種做法在商業電視、廣播和報紙中都很普遍，因為廣告商或公共電視的支持者，出於自身利益，要求以「平衡」作為他們繼續提供資金支持的代價。結果是，儘管科學期刊上幾乎沒有質疑人為氣候變化共識的文章，但超過一半的新聞報道卻給予了反方觀點同等的重視，這給公眾造成了關於氣候變化現實和原因仍存在巨大科學不確定性的錯誤印象。
公眾自然會感到困惑：氣候變化到底有沒有科學爭議？如果沒有，為什麼電視節目要把它呈現得好像有爭議一樣？媒體或許告訴自己，評判一個「黨派」問題不是他們的職責，但在一個稍作研究就能發現科學家們並無分歧的環境下，這種做法等同於新聞瀆職。客觀性的目標不是在真相與謊言之間給予平等的時間，而是促進真相的傳播。 由於科學家們早已就氣候變化達成共識，唯一存在的「爭議」是由石油公司及其代言人挑起的政治爭議。結果是，儘管沒有實際的科學爭議（就像四十年前吸煙與癌症的聯繫一樣），公眾卻認為存在爭議。
媒體為什麼會允許這種情況發生？部分原因可能是懶惰的報道。正如一位評論員所說：「客觀性為懶惰的報道提供了藉口。如果你在截稿日期前，手頭只有『雙方的說法』，那通常就夠了……我們沉迷於報道『最新消息』，卻未能逐步推動故事向更深層次理解真相與謊言的方向發展。」但這可能帶來可怕的後果，因為如果你為謊言提供了一個與真相抗衡的敘事，就為動機性推理的滋生創造了條件。
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利潤。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媒體環境中，電視網絡可能在尋找能夠製造戲劇性效果的「故事」。唐納・川普在他的書《交易的藝術》中說過一句真話：媒體熱愛爭議勝過熱愛真相。這種情況在關於疫苗與自閉症之間所謂聯繫的報道中再次上演，其基礎是安德魯・韋克菲爾德（Andrew Wakefield）在 1998 年的虛假研究。這一次，戲劇性更強：生病的孩子、悲傷的父母、名人站隊、陰謀論和政府掩蓋。媒體再次未能報道基於證據的最可能結論：韋克菲爾德的研究幾乎肯定是假的（他存在巨大的未披露的利益衝突，其研究無法重複，其行醫執照已被吊銷）。但多年的電視辯論已經造成了損害，疫苗接種率直線下降，一度幾近根除的麻疹等疾病再次爆發。
即使是印刷媒體也難辭其咎。 2004 年的一項題為「作為偏見的平衡：全球變暖與美國聲望媒體」的研究發現，「平衡報道」的常態導致《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和《華爾街日報》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嚴重誤導了公眾。這裡的問題並非所謂的政治偏見，而是研究者所稱的「信息偏見（information bias）」，即記者的消息採集和報道常規導致報道偏離真相。
傳統新聞價值觀的守護者如今處於一種兩難的境地。當他們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市場份額被那些基於觀點、有時未經編輯的內容侵蝕時，即使他們盡力堅持真相，也會被指責帶有偏見。如果他們稱總統說謊（即使他確實說謊了），他們會受到批評。如果他們忽視「懷疑論者」在科學辯論中的「貢獻」，他們會被指責只講述故事的一面。因此，主流媒體和電視網絡中的一些人希望回到過去新聞價值觀受到推崇、其權威受到尊重的「美好舊時光」，也就不足為奇了。
然而，他們得到的卻是猛烈的批評。唐納・川普將任何他不想相信的媒體報道都稱為「假新聞」。他在競選集會上稱媒體是「地球上最不誠實的人之一」。而這一切正在奏效。最新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對大眾傳媒的信任度已降至新低：從 1976 年水門事件和越戰剛結束時的 72% 高點，降至如今的 32% 。
這一切都是通往後真相之路的又一步。由於新聞受眾如今包含如此多的黨派人士，傳統媒體與另類媒體之間的界限已經模糊，許多人現在更傾向於從那些堅守可疑真相價值觀的來源獲取新聞。事實上，如今許多人甚至無法分辨哪些來源帶有偏見。如果一個人相信所有媒體都帶有偏見，那麼選擇一個對自己有利的偏見信息來源，或許就沒什麼大不了了。
傳統媒體的衰落，以及它們在應對新興媒體格局和維護新聞誠信方面所犯的錯誤，為後真相的興起創造了條件。當事實的守門人自身也陷入困境，甚至無意中助長了對事實的混淆時，公眾就更容易受到情感操縱和黨派敘事的影響。這直接導致了下一個關鍵因素的出現：社交媒體的崛起和假新聞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