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科學否認——後真相的演練場與路線圖 (主要基於第二章 Science Denial as a Road Map for Understanding Post-Truth)
在深入探討我們內心的認知偏誤之前，Lee McIntyre 指出，要理解「後真相」是如何運作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參照系，那就是近幾十年來愈演愈烈的「科學否認」現象。作者在第二章中強調，那些如今在更廣泛的「後真相」政治場域中被用來混淆視聽、操縱公眾的策略和手段，很多都是在早期針對科學結論的攻擊中「演練」和「完善」起來的。因此，理解科學否認的歷史和手法，就像是拿到了一張理解後真相現象的「路線圖」。
想像一下，科學就像一位辛勤的偵探，通過嚴謹的調查方法（實驗、觀察、數據分析、同行評議）來努力揭示世界的真相。科學家提出的理論，需要經過同行嚴格的審查、重複實驗的驗證，以及不斷用新的證據來檢驗。這個過程本身就充滿了自我糾錯的機制，目標是盡可能地接近客觀事實。然而，當科學的發現與某些群體的經濟利益或意識形態發生衝突時，這些群體有時會選擇不相信科學，甚至主動攻擊科學，這就是「科學否認」的誕生。
科學否認者最常用的伎倆之一，就是指責科學家帶有「偏見」。他們會打著「開放性」和「公平性」的旗號，試圖削弱科學的客觀性，暗示任何實證研究都可能受到價值觀的影響。一旦這種觀念被接受，那麼考慮那些帶有自身意識形態色彩的「另類理論」，似乎也就不那麼過分了。
另一種更狡猾的策略，是利用公眾對科學運作方式的誤解。科學理論，無論有多少證據支持，從嚴格意義上講都「無法被最終證明」為絕對真理，因為總有可能出現新的證據推翻它。所以，任何科學理論都「僅僅是一個理論」（just a theory）。科學否認者常常抓住這一點，聲稱既然科學理論無法被「證明」，那麼其他與之競爭的理論（即使缺乏證據）也同樣有可能是正確的。他們要求科學家提供「確鑿無疑的證據」，這本身就是一個科學無法完全達成的目標。
作者認為，科學不應該為其認識論上的這種「不確定性」感到尷尬，反而應該將其視為追求真理過程中的一種美德。一個基於現有證據得到充分支持的科學理論，其分量絕非無足輕重。如果有人想提出偽科學理論來與科學理論競爭，那麼舉證責任顯然應該在偽科學一方。然而，在現實中，否認者往往能成功地將科學的嚴謹性扭曲為一種「弱點」，並藉此推銷自己的「另類理論」，例如聲稱進化論「無法被證明」。
近年來，關於氣候變化的爭論是這種現象最突出的例子。儘管科學界對全球氣溫上升且人類活動是主要原因這一點幾乎沒有爭議，但公眾卻被誤導，認為這是一個存在巨大科學爭議的問題。這種誤導是如何產生的呢？作者指出，這背後有著精心策劃的宣傳手段。而要理解這些宣傳手段，我們需要追溯到更早的時期，即上世紀 50 年代，當時煙草公司意識到，質疑吸煙導致肺癌這一科學結論符合他們的既得利益。書中用「懷疑是我們的產品（Doubt Is Our Product）」這句臭名昭著的煙草公司內部備忘錄名言，來概括科學否認的核心策略。 Naomi Oreskes 和 Erik Conway 在他們的著作《販賣懷疑的商人》（Merchants of Doubt）中詳細描述了煙草行業研究委員會（TIRC）如何成為科學否認的藍圖。 1953 年，在紐約廣場飯店，各大煙草公司的負責人聚集在一起，商討如何應對一篇將香煙焦油與實驗室老鼠癌症聯繫起來的毀滅性科學論文。公共關係專家約翰・希爾（John Hill）建議他們不要再爭論誰家的香煙更健康，而應該聯合起來，「對抗科學」，資助額外的「研究」。
TIRC 的使命就是讓公眾相信，沒有「確鑿證據」表明吸煙致癌，並且那些聲稱存在這種聯繫的研究受到了「眾多科學家」的質疑。他們利用科學本身固有的「不確定性」（科學無法「證明」任何兩個變量之間存在絕對的因果聯繫），在報紙上刊登整版廣告，成功地在一個本已接近定論的科學問題上製造了混亂和懷疑。正如書中所引述的：「煙草行業研究委員會的成立，是為了質疑吸煙導致癌症的科學共識，讓媒體相信關於煙草風險的故事存在兩面性，且每一面都應得到同等重視。最終，它試圖引導政治家們不要損害煙草公司的經濟利益。」
這個策略持續了數十年，即使面對越來越多確鑿的科學證據，煙草公司依然負隅頑抗，直到 1998 年才最終承認部分事實，並支付巨額和解金。然而，對於科學否認而言，這遠未結束，因為一套可以被其他人效仿的「煙草策略」已經成型。這個策略包括：
- 尋找並資助自己的「專家」：這些專家會提出與主流科學觀點相悖的意見。
- 向媒體暗示故事有「兩面性」：利用媒體追求「平衡報道」的心理，要求給予「另類觀點」同等的展示機會。
- 通過公共關係和政府遊說來推廣自己的觀點：影響公眾輿論和政策制定。
- 利用由此產生的公眾困惑來質疑任何你不希望接受的科學結論。
Oreskes 和 Conway 指出，同樣的策略，甚至有時是同樣的人，後來被成功地運用於質疑戰略防禦計劃（星球大戰）、核冬天、酸雨、臭氧層空洞以及全球變暖等科學問題。到 21 世紀初氣候變化成為一個黨派性議題時，這套由企業資助的科學否認機制已經運作成熟：「付費專家製造虛假研究，這些研究被轉化為談話要點和表情包，然後由付費的喉舌在電視上重複，並通過社交媒體傳播，必要時再通過付費廣告強行灌輸到公眾意識中。」
全球變暖或許是現代科學否認最惡劣的案例。從「煙草策略」到今天圍繞全球變暖的「爭議」，可以畫出一條直線。這次的資助方似乎主要來自化石燃料行業，而像哈特蘭研究所（Heartland Institute）這樣的「智庫」則扮演了關鍵角色。令人沮喪的是，哈特蘭研究所早期的一些資金甚至來自煙草巨頭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後來還有埃克森美孚和科赫兄弟等。儘管埃克森美孚聲稱自 2008 年以來已停止資助否認氣候變化的組織，但調查發現，就在該公司花錢混淆氣候變化事實的同時，他們卻在計劃著一旦北極冰蓋融化就在北極進行新的鑽探。
哈特蘭研究所則宣稱自己是「世界上推動對人為氣候變化持懷疑態度的最著名的智庫」。他們的一項策略就是「破壞公立學校全球變暖的教學，推廣一套會讓人懷疑化石燃料排放危及地球長期福祉這一科學發現的課程。」儘管科學界對此有著壓倒性的共識（例如，2013 年一項對 4000 篇經同行評議的論文的調查發現，97% 同意全球變暖由人類活動造成），但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只有 27% 的美國成年人認為「幾乎所有氣候科學家都同意人類行為是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這種巨大的公眾困惑，正是過去二十年來那些有經濟利益的人無恥地製造出來的。
1998 年，美國石油協會（API）召開了一系列會議，討論如何應對旨在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京都議定書》。洩露的會議備忘錄顯示，他們的「行動計劃」與「煙草策略」驚人地相似，其目標包括讓「普通公民『理解』（認識到）氣候科學中的不確定性」，讓「媒體『理解』（認識到）氣候科學中的不確定性」，並確保「媒體報道反映氣候科學的平衡性，並承認挑戰當前『傳統智慧』的觀點的有效性。」該計劃的具體策略包括：「識別、招募和培訓一個由五名獨立科學家組成的團隊參與媒體宣傳」，「建立一個全球氣候數據中心……作為一個非營利教育基金會」，以及「告知和教育國會議員」。
儘管 API 的作戰計劃在製定後不到一周就被完全曝光，但它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實」並不重要。媒體已經習慣於在任何「有爭議」的科學問題上反射性地呈現「雙方的說法」。結果是，公眾依然困惑。
這些科學否認的案例對理解後真相有何啟示呢？作者認為，今天的政治家們顯然從這些科學否認的成功案例中吸取了教訓。他們發現，甚至不必再隱藏自己的策略。在一個黨派立場鮮明、人們往往選擇「站隊」而不是檢視證據的環境中，錯誤信息可以公然傳播，而事實核查則可以被詆毀。選擇性地使用支持自己立場的事實，並完全拒絕那些不支持自己立場的事實，似乎已經成為創造新的後真相現實的一部分。
唐納・川普多年來煽動「出生地陰謀論」（birther conspiracy），質疑奧巴馬的出生地，卻依然當選總統，這無疑讓他學到了這一點。當你的支持者更關心你站在哪一邊，而不是證據說了什麼時，事實確實可能屈從於觀點。
總結來說，科學否認的歷史為我們展示了一套完整的、旨在挑戰和顛覆基於證據的共識的策略。這些策略，包括製造懷疑、利用媒體對「平衡」的追求、資助「友好」專家、以及訴諸意識形態而非事實，都在後來的「後真相」時代被更廣泛地應用於政治和社會領域。如果連關於氣候變化的事實都可以被否認，那麼關於謀殺率的事實又有何不可？如果煙草與癌症之間的聯繫可以被數十年的錯誤信息和懷疑所掩蓋，那麼為什麼不能期望在任何其他希望政治化的問題上也能做到同樣的事情呢？ 正如作者所說，這是一樣的策略，一樣的根源；只是現在的目標更大，那就是現實本身。在一個意識形態勝過科學的世界裡，後真相是不可避免的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