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理解了「第二個機器時代」如何帶來巨大的「紅利」。然而，凡事皆有兩面性。與「紅利」相伴而生的，是另一個日益突出的經濟後果，也是《第二個機器時代》這本書的第五個主要論點：「分化」（Spread）。
第五個主要論點：數位科技的進步在創造紅利的同時，也導致了日益擴大的「分化」，即人們在經濟成就（如財富、收入、流動性等重要指標）上的差距越來越大。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趨勢，除非我們進行干預，否則在第二個機器時代將會加速。
讓我們再次運用費曼學習法，想像你正在向朋友解釋這個「分化」的概念，以及它為什麼值得我們警惕。
「嘿，我們剛剛還沉浸在科技進步帶來各種『紅利』的喜悅中，感覺生活越來越美好。但現在，我們要來看一看硬幣的另一面——『分化』。
『分化』這個詞，聽起來可能比『紅利』更讓人不安。它指的是，雖然整個經濟的蛋糕在變大（這就是紅利），但切蛋糕的方式卻越來越不均勻。 也就是說，不同人群在財富、收入、甚至發展機會這些重要方面，差距正在越拉越大。有些人從科技進步中獲得了巨大的好處，財富迅速積累；而另一些人，則可能感覺自己被時代拋在了後面，生活水平甚至出現了倒退。
分化的表現：數據背後的現實
書中列舉了大量數據來證明這種「分化」並非危言聳聽，而是真實存在的趨勢，尤其在美國等發達國家：
- 收入差距擴大：
- 中位數收入停滯甚至下降：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是「中位數家庭收入」（median household income），也就是把所有家庭按收入從低到高排序，排在最中間那個家庭的收入。書中提到，美國的中位數家庭實際收入（扣除通脹因素後）在 1999 年達到頂峰後就開始下降，到 2011 年時，甚至比 1999 年還要低近 10%，儘管同期的整體 GDP 創下了歷史新高。這意味著，至少有一半的美國家戶，他們的日子並沒有隨著經濟總量的增長而變得更好。
- 頂層收入佔比急劇上升：與此同時，頂層人群的收入卻在飛速增長。在 2012 年，美國收入最高的 10% 的人口，佔據了全國總收入的一半以上，這是自大蕭條前以來從未有過的現象。而收入最高的 1% 的人口，其收入佔比更是從 20 世紀 80 年代初以來翻了一番多，超過了 22% 。更極端的是，收入最高的 0.01% 的人口（年收入超過 1100 萬美元的極少數家庭），其收入佔比也達到了 5.5%，其 2011 年至 2012 年的收入增長幅度是 1927-28 年以來最大的。
- 平均收入與中位數收入的背離：正常情況下，平均收入和中位數收入的變化趨勢應該是相似的。但近年來，兩者出現了明顯的背離。平均收入（總收入除以總人口）由於受到頂層極高收入的拉動而持續增長，但中位數收入卻停滯不前。書中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十個銀行櫃員在酒吧喝酒，每人年薪 3 萬美元，此時平均收入和中位數收入都是 3 萬。這時，他們的 CEO 走了進來，CEO 的年薪可能是幾百萬甚至幾千萬。 CEO 加入後，這個小群體的平均收入會飆升，但中位數收入（仍然是那第 5 或第 6 個櫃員的收入）卻基本不變。這形象地說明了收入分配越不均衡，平均數就越不能代表普通人的真實狀況。
- 財富差距擴大：
- 底層財富縮水，頂層財富暴增：不僅僅是收入，財富（包括房產、股票、存款等資產）的分配也日益懸殊。在 1983 年至 2009 年間，美國家庭總財富大幅增加，但經濟學家 Ed Wolff 和 Sylvia Allegretto 的研究發現，收入分配底層 80% 的家庭，其淨財富實際上是減少的！這意味著，頂層 20% 的人不僅攫取了所有新增的財富，還從底層 80% 的人那裡轉移了一部分財富。更誇張的是，頂層 5% 的人口佔據了全國財富增長的 80%，而頂層 1% 的人口又佔據了其中的一半以上。
- 超級富豪的驚人財富：書中提到，到 2010 年，沃爾瑪創始人山姆·沃爾頓的六位繼承人所擁有的淨財富，超過了美國收入分配底層 40% 人口的總和。而《福布斯》的數據顯示，美國最富有的 400 人的總淨資產在 2013 年達到了創紀錄的 2 萬億美元，比 2003 年翻了一番多。
- 其他指標的分化：
- 預期壽命的分化：雖然整體預期壽命在上升，但某些群體的預期壽命卻開始下降。例如，一項研究發現，沒有高中文憑的美國白人女性的預期壽命，在 1990 年至 2008 年間反而下降了。
- 社會流動性的下降：更令人擔憂的是，社會流動性——即底層人群通過自身努力向上層社會流動的可能性——正在減弱。研究表明，「美國夢」在當代面臨嚴峻挑戰。出身底層家庭的孩子，越來越難以擺脫貧困的循環，實現階層躍升。與北歐等國家相比，美國的代際收入彈性（父親的收入水平對兒子收入水平的影響程度）更高，這意味著出身對個人未來成就的影響更大。
為什麼科技進步會加劇分化？
那麼，為什麼在科技飛速發展、紅利不斷湧現的同時，會出現如此嚴重的分化呢？書中認為，科技進步，尤其是數位科技的發展，是導致分化加劇的主要驅動力之一。 當然，稅收政策、全球化、政府管制、金融市場行為等因素也扮演了角色，但科技的結構性影響不容忽視。而且，類似的分化趨勢在其他許多發達國家也同樣存在，儘管它們的制度、政策和文化各不相同，這間接印證了科技作為一個共同驅動因素的可能性。
科技通過以下幾種主要機制加劇了分化：
- 技能偏向型技術變革（Skill-Biased Technical Change, SBTC）：
- 這是經濟學中一個經典的解釋。它指的是，新技術的出現，往往更有利於那些擁有較高技能和教育水平的勞動者，同時替代或降低了對低技能勞動者的需求。
- 例如，辦公室自動化軟體（如文字處理、表格軟體、薪資管理系統）替代了許多傳統的文秘和簿記工作；工廠自動化設備替代了生產線上的重複性勞動。這些工作往往不需要太高的學歷和技能。
- 與此同時，大數據分析、高速通信、快速原型製作等技術，則增強了那些擁有工程、設計、創意、數據分析等高級技能人才的價值。
- 結果就是，高技能勞動者的工資上漲，而低技能勞動者的工資停滯甚至下降，從而擴大了收入差距。書中展示的數據清晰地表明，自 20 世紀 80 年代初以來（恰逢個人電腦革命的開端），擁有大學及以上學歷的人群的工資持續增長，而沒有大學學歷的人群的工資則表現不佳，高中輟學生的工資甚至實際下降了。
- 更有趣的是，即使在大學畢業生數量大幅增加（供給增加）的情況下，他們的相對工資仍然上漲，這只能說明市場對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增長得更快。
- 資本偏向型技術變革（Capital-Biased Technical Change）：
- 這指的是技術進步使得資本（如機器、設備、軟體）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甚至可以直接替代勞動力。
- 當富士康創始人郭台銘購買數万台機器人來替代工廠工人時，就是一個典型的資本替代勞動的例子。自動語音應答系統替代人工呼叫中心接線員也是如此。
- 如果機器能夠以更低的成本完成與人工同樣的工作，那麼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雇主自然會選擇機器。這會導致對勞動力的總體需求下降，進而使得國民收入中流向勞動者的份額減少，而流向資本所有者的份額增加。
- 書中數據顯示，過去幾十年來，勞動收入佔 GDP 的比重在全球範圍內都出現了下降趨勢，而同期企業利潤佔 GDP 的比重則達到了歷史高位。這表明，科技進步的成果，越來越多地被資本所有者獲取。
- 「贏家通吃」市場的興起（Winner-Take-All Markets / Superstar Economics）：
- 這是導致頂層收入急劇拉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機制。在許多領域，尤其是那些容易被數位化的領域（如軟體、媒體、娛樂、體育等），市場的回報越來越集中於少數頂尖的「超級明星」。
- 數位化的複製和分銷優勢：數位產品（如軟體、音樂、電子書、線上課程）一旦被創造出來，其複製和分銷的邊際成本極低。這使得最優秀的產品或服務可以輕易地佔領全球市場，而其他次優的競爭者則很難生存。例如，J.K. 羅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可以通過書籍、電影、遊戲等多種數位化形式傳播到全球數十億讀者手中，為她帶來了巨大的財富，這是以前的作家難以想像的。
- 網路效應和標準化：許多數位產品和服務具有網路效應，即用戶越多，產品的價值就越大（比如社交網路、操作系統）。這也容易導致市場向少數領先者集中。
- 全球化和搜索成本降低：電信和運輸技術的進步，以及像 Google 這樣的搜索引擎的出現，使得全球市場更加一體化，消費者更容易找到並選擇最好的產品或服務，無論其來自何處。這使得本地的二線生產者面臨更激烈的競爭。
- 相對績效決定回報：在「贏家通吃」市場，回報往往不成比例地取決於相對績效，而非絕對績效。一個比競爭對手好一點點的產品，可能會佔據絕大部分市場份額。一個略勝一籌的 CEO，可能會獲得遠超次優者的薪酬，因為其決策對龐大企業的影響是巨大的。
- 其結果是，即使在人才和努力程度的差異並不懸殊的情況下，收入差距也可能被放大到驚人的程度。一小撮「超級明星」的收入遠遠甩開了其他人，導致整體收入分配呈現出極端的「肥尾」特徵（即極高收入者數量雖少，但其總收入佔比極大），這與傳統的正態分佈（中間大、兩頭小）截然不同。
分化的潛在危害
那麼，為什麼我們要如此關注「分化」呢？僅僅是因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嗎？書中認為，嚴重的分化會帶來一系列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
- 侵蝕「紅利」：雖然科技進步帶來了物質的豐富，但如果大部分人無法分享到這些成果，生活水平停滯甚至下降，那麼「紅利」的意義就會大打折扣。書中提到，美國家庭在住房、醫療、大學教育等關鍵領域的支出壓力持續增大，許多中產階級家庭的財務狀況非常脆弱，缺乏應對意外支出的能力。
- 損害機會公平和社會流動性：嚴重的分化會固化社會階層，使得出身底層的人更難向上流動。這不僅違背了社會公平的原則，也浪費了大量的人力資本潛能。
- 引發社會不滿和政治不穩定：巨大的貧富差距和機會不均，容易滋生社會矛盾，甚至引發政治動盪。
- 可能阻礙長期增長：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羅賓遜（James Robinson）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指出，經濟上的不平等容易導致政治上的不平等，而掌握政治權力的精英階層可能會利用權力來維護自身經濟利益，阻礙創新和競爭，形成「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最終損害整個國家的長期繁榮。這意味著，分化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甚至可能反過來削弱科技進步帶來的「紅利」。
小結
因此，「分化」是第二個機器時代一個令人不安的伴生現象。儘管科技進步帶來了巨大的「紅利」，但其成果的分配卻日益不均。技能偏向型技術變革、資本偏向型技術變革以及「贏家通吃」市場的興起，共同推動了收入和財富差距的擴大。這種分化不僅影響個體的福祉，也對社會的公平、穩定和長期發展構成潛在威脅。這就引出了本書後半部分的關鍵問題：我們應該如何應對這種趨勢，以確保科技進步的成果能夠更廣泛地惠及所有人？
以上是對「分化」這一主要論點的解釋。至此，我們已經探討了《第二個機器時代》的核心論點：我們正處於一個由指數級增長、萬物數位化和組合式創新驅動的科技大變革時代，這個時代帶來了巨大的「紅利」，但也伴隨著日益嚴重的「分化」。接下來，書中將會提出一些應對這些挑戰的建議。您對「分化」的解釋是否清楚？我們是否可以進入下一部分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