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幾部分，我們已經探討了「風險共擔」的對稱性基礎、「最不寬容者勝出」的少數派主導原則，以及「安泰俄斯之力」所強調的實踐智慧。現在，我們將聚焦於一個極具挑釁性且引人深思的觀點：「知識蠢貨：沒有風險共擔的智力活動的危害」（The Intellectual Yet Idiot: The Harm of Intellectual Activities Without Skin in the Game）。
想像一下，有一類人，他們通常擁有光鮮的學歷背景（例如常春藤、牛津、劍橋等名校畢業），活躍於學術界、媒體、智庫或政府機構。他們能言善辯，精通各種時髦的理論和術語，喜歡對各種社會問題發表看法，並樂於指導大眾應該如何思考、如何生活、應該吃什麼、應該投票給誰。然而，塔雷伯辛辣地指出，這類人中的許多（並非全部，但他認為比例相當高），由於其工作和生活方式使其脫離了現實世界的直接後果，缺乏真正的「風險共擔」，他們實際上是 「知識蠢貨」（Intellectual Yet Idiot, IYI）。
「知識蠢貨」這個詞本身就帶有強烈的諷刺意味。它指的是那些擁有智力（intellectual，至少在傳統學術意義上如此），但在實際判斷和理解複雜現實方面卻表現得像個白痴（idiot）的人。 塔雷伯認為，這種現象在現代社會中日益普遍，並且對社會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 脫離現實的「專業知識」：椰子島上找不到椰子： 塔雷伯用一個生動的比喻來形容 IYI 的無能：「這些自稱的『知識分子』在椰子島上都找不到椰子。」意思是說，他們雖然滿腹經綸，但缺乏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甚至對最基本的事實都可能視而不見。他們定義「智力」的標準往往是循環的：他們的智力主要體現在能夠通過由他們同類人設計的考試，或者撰寫被他們同類人閱讀和引用的論文。這種「專業知識」往往是內向的、自我參照的，與真實世界的複雜性和動態性脫節。 例如，塔雷伯批評說，許多心理學研究的複製率極低（低於 40%），主流的飲食建議在幾十年後被證明是錯誤的（例如過去對脂肪的過度恐懼），宏觀經濟學和金融經濟學的預測能力甚至不如占星術。然而，IYI 們卻依然對自己的「專業判斷」充滿信心，並試圖將其強加於人。其根本原因在於，他們的錯誤判斷很少會讓他們自己付出慘痛的代價。
- 「科學主義」而非「科學精神」（Scientism over Science）： IYI 們常常混淆「科學主義」（scientism）和真正的「科學精神」（science）。科學精神的核心在於懷疑、證偽和對不確定性的敬畏。而「科學主義」則是一種盲目崇拜科學表象的態度，將複雜的現實問題過度簡化，濫用數學模型和統計術語，試圖用看似「科學」的方法來解釋一切、預測一切、控制一切。 塔雷伯認為，IYI 們往往只掌握了「一階邏輯」（first-order logic），而忽略了「二階效應」（second-order effects）或更高階的複雜互動。他們傾向於將整體視為其組成部分的線性疊加，例如認為理解了單個螞蟻就能理解蟻群的行為，或者理解了個體心理就能理解群體行為和市場動態。這種簡化思維在面對複雜系統時是極其危險的。 例如，那些試圖「助推」（nudge）大眾做出所謂「理性」選擇的行為經濟學家，他們所定義的「理性」或「非理性」往往基於對概率論和現實決策環境的誤解。他們用簡化的實驗室模型來標籤化人類行為，卻忽略了這些行為在真實的、充滿不確定性的生態環境中可能具有的深層適應性。
- 缺乏「風險共擔」導致的道德滑坡與責任缺失： 這是 IYI 問題的核心。由於 IYI 們通常處於一個不需要為其言論和政策建議的負面後果直接負責的位置，他們更容易做出不負責任的決策。塔雷伯將他們比作「職員」（clerks）或「內部人士」（insiders），他們制定政策、引導輿論，但風險卻由普通民眾承擔。 正如我們之前討論過的「干預主義者」，他們鼓吹軍事干預，卻無需親臨戰場；金融高管推行高風險的金融產品，卻在危機爆發時由納稅人買單。這種權力與責任的不對稱，使得 IYI 們可以持續犯錯而無需受到懲罰，甚至可以將失敗歸咎於他人或不可預測的因素。 塔雷伯認為，從 2014 年到 2018 年全球範圍內出現的對建制派精英的反叛（例如印度的莫迪上台、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當選），很大程度上就是民眾對這類缺乏風險共擔的 IYI 們的厭倦和反抗。普通人憑藉其「祖母的智慧」和對現實的直觀感受，越來越不信任那些高高在上、指手畫腳卻從不承擔後果的「專家」。
- IYI 的典型特徵： 塔雷伯在書中描繪了 IYI 的一些典型特徵，這些特徵往往帶有諷刺和誇張的色彩，但也反映了他對這類人群的觀察：
- 病態地指責他人： 當普通人做出 IYI 無法理解的選擇時（例如英國脫歐公投），IYI 會將其歸咎於這些人的「未受教育」或「民粹主義」。他們認為自己最了解普通人的利益。
- 雙重標準： 他們口中的「民主」是符合其偏好的結果，而違背其偏好的民眾選擇則被稱為「民粹」。
- 學歷崇拜： 他們相信「常春藤學位一票制」，認為擁有特定標籤的學歷就意味著擁有更高的話語權。
- 尼采所說的「有教養的庸人」（Bildungsphilisters）： 略懂皮毛就自以為博學。
- 無法識別詭辯： 容易被花言巧語所迷惑。
- 熱衷於《紐約客》式的文化消費： 喜歡談論進化論、神經科學、認知偏見、量子力學等時髦話題，以顯示自己的博學。
- 不接地氣的生活方式： 談論種族平等和經濟平等，卻從不和少數族裔的出租車司機一起喝酒（再次強調，缺乏真正的風險共擔和實踐）。
- 盲從權威或潮流： 例如，因為醫生說他汀類藥物有用就服用，或者在飲食建議上輕易地從一個極端轉向另一個極端。
- 對複雜概念的誤用： 例如，在與物理學無關的對話中提及量子力學。
- 極度關注自身聲譽： 他們的言行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在同儕中獲得認可和提升地位。
- 缺乏實踐技能的標誌： 塔雷伯開玩笑說，一個簡單的判斷標準是「他甚至不做硬舉」（deadlift，一種基礎的力量訓練動作，象徵著對身體實踐的投入）。
- 混淆諷刺與字面意義： IYI 在閱讀時往往難以區分諷刺和嚴肅的論述。
- 「知識蠢貨」產生的根源與危害： 塔雷伯認為，IYI 是現代性的產物，自 20 世紀中期以來不斷增多，到今天達到了頂峰。這與政府角色的擴大、科層制的發展以及某些學術領域的「內捲化」（即越來越脫離實際，變成小圈子內的自我循環）密切相關。 IYI 的危害在於，他們掌握了不成比例的話語權和決策權，卻由於缺乏風險共擔和對現實的真正理解，其政策和建議往往會給社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他們推動的宏大社會工程項目、不切實際的經濟政策、以及基於錯誤模型的風險評估，都可能導致系統性的脆弱。
如何應對「知識蠢貨」？
塔雷伯並沒有給出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但他提出的「風險共擔」原則本身就是一種解毒劑。他呼籲：
- 重視實踐經驗和「否定式智慧」： 我們從錯誤中學到的東西，往往比從成功中學到的更多。那些在實踐中摔過跤、付出過代價的人，其見解往往比純粹的理論家更可靠。
- 警惕「廉價的空談」： 對於那些不需要為其言論負責的人，要保持警惕。
- 打破知識的壟斷： 真正的知識不應僅僅掌握在少數「專家」手中，而應來自更廣泛的實踐者群體。
- 建立對稱的責任機制： 決策者必須為其決策的後果承擔責任。
從費曼學習法的角度來看，理解「知識蠢貨」這個概念，就是要抓住其核心矛盾：智力活動與現實後果的脫節。 一個真正聰明的人，不僅僅是能夠通過考試或寫出漂亮的論文，更重要的是能夠理解現實世界的複雜性，並願意為自己的判斷和行為承擔責任。如果一個人缺乏這種與現實的連結，那麼無論他的頭銜多麼響亮，學問多麼「高深」，他都有可能成為塔雷伯所諷刺的「知識蠢貨」。
塔雷伯對 IYI 的批判是尖銳的，甚至帶有一些冒犯性，但其目的是喚醒人們對現代社會中一種危險趨勢的警惕。他並非反對智力或知識本身，而是反對那種脫離現實、不負責任、甚至自以為是的「智力表演」。他推崇的是一種腳踏實地、經受過現實考驗、並與個人責任緊密相連的真智慧。
這個觀點提醒我們，在評估一個人的觀點或一個政策建議時，不僅要看其內容是否「聽起來有道理」，更要問：說這話的人，他/她的「皮膚」是否投入到這場「遊戲」中？如果錯了，他/她會付出什麼代價？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有效地識別和過濾那些可能帶來危害的「知識蠢貨」的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