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講座主要探討了「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 及其對傳統經濟學模型和公共政策的影響。以下將提取並詳盡解釋其中的主要論點：
主要論點一：傳統經濟學模型雖然有用，但在解釋現實世界的人類行為方面存在侷限性，特別是忽略了來自心理學的洞察。
- 解釋： 講座開頭，教授首先肯定了傳統經濟學模型的價值。他引用了喬治·博克斯（George Box）的名言「所有模型都是錯的，但有些是有用的」（All models are wrong, but some are useful），強調了模型的目的在於簡約地解釋世界，並具有強大的解釋力。傳統微觀經濟學建立在個體是完全理性、能夠做出最佳化決策並完美執行計劃的基礎上。這些模型讓我們能夠理解供需、市場均衡、消費者選擇等基本概念，並能解決實際問題。然而，教授也指出，這些模型可以且應該被改進，使其更符合現實。行為經濟學正是這樣一個領域，它將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引入經濟學分析，試圖理解人們在現實中「如何」以及「為何」做出某些行為，而這些行為有時與傳統模型的預測不符。行為經濟學的目標不是推翻傳統經濟學，而是在不犧牲模型可管理性（簡約原則）的前提下，以最小的擴展來納合更豐富的人類行為現象。
主要論點二：人類普遍存在「時間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 或「自我控制問題」(Self-Control Problems)，這與傳統經濟學的「指數貼現」(Exponential Discounting) 假設不符，而更符合「雙曲線貼現」(Hyperbolic Discounting) 的模式。
- 解釋： 這是行為經濟學引入心理學洞察的一個核心且可被模型化解釋的現象。傳統經濟學在處理跨期決策（例如儲蓄、投資、消費）時，假設個體對未來效用的貼現是「指數性」的。這意味著，無論時間點如何，每一期的未來效用都會以前一期固定的比例（貼現因子 Delta）進行貼現。例如，如果 Delta=0.9，那麼一年後的效用是今天的 0.9 倍，兩年後的效用是今天的 0.9 * 0.9 = 0.81 倍，以此類推。在這種模式下，對於兩個相隔固定時間（例如一年）的獎勵，個體的偏好不應隨時間點的推移而改變。例如，如果今天選擇 $100 而非一年後的 $125，那麼在兩年後，你也應該選擇兩年後的 $100 而非三年後的 $125，因為這兩組選擇的「延遲間隔」是相同的（一年），且未來獎勵相對於較早獎勵的比例（$125/$100 = 1.25）也相同。
- 然而，心理學實驗（並且在現實中廣泛觀察到）顯示，人類的貼現模式更像「雙曲線」：人們對眼前的獎勵/成本給予不成比例的權重，而對稍遠和更遠的未來之間的區別則不太敏感。這導致了「時間不一致性」：人們在制定未來計劃時（例如一個月後開始節食、明年開始儲蓄），看起來像是理性的指數貼現者，偏好為將來帶來更大好處的選項（選擇健康的零食）；但一旦「未來」變成了「現在」，他們就變成了短視的雙曲線貼現者，傾向於選擇眼前立即帶來滿足感的選項（選擇不健康的零食）。
- 教授用具體的例子說明：大多數吸煙者表示想戒煙，但很難做到，因為點燃香煙的短期滿足感壓過了長期的健康益處；退休儲蓄計劃儘管有豐厚的未來回報，許多人仍難以堅持，因為今天的消費誘惑更大；節食和運動的短期痛苦與長期健康益處之間的權衡也反映了這一點。在金錢實驗中，人們經常會選擇今天的 $100 而非一年後的 $125（顯示對眼前的獎勵高度重視），但當選擇變成兩年後的 $100 與三年後的 $125 時，他們卻會選擇等待三年後的 $125（顯示對遙遠的未來相對更有耐心）。這種偏好在不同時間點發生的反轉，是標準指數貼現模型無法解釋的。
- 行為經濟學家大衛·萊伯森（David Laibson）提出了一個簡化的雙曲線貼現模型（Beta-Delta 模型），在指數貼現因子 Delta 之外，引入了一個額外的貼現因子 Beta（小於 1），專門用於對「明天及之後」的所有未來效用進行額外貼現，而「今天」的效用不受 Beta 影響。這個簡單的模型結構就能解釋上述偏好反轉現象，因為當選擇涉及「今天」與「明天/未來」時，Beta 會產生額外的貼現，使得人們更傾向於「今天」的選項；而當選擇都位於未來時（例如兩年後 vs. 三年後），Beta 的影響抵消，只剩下指數貼現因子 Delta 在起作用。這展示了如何在傳統模型中巧妙地加入心理學洞察，以解釋新現象，儘管這類模型在實際求解時可能變得非常複雜。
主要論點三：除了時間不一致性，還有許多其他重要的行為洞察挑戰了傳統經濟學的理性假設，包括損失規避、偏好不穩定性、統計偏差以及外在與內在動機的交互影響和預設選項的巨大影響力。
- 解釋： 教授列舉了多個行為經濟學發現的「異常現象」(anomalies)，這些現象進一步揭示了人類行為的非理性或非傳統理性特徵：
- 損失規避與稟賦效應 (Loss Aversion & Endowment Effect)： 人們對損失的痛苦程度超過同等收益帶來的快樂。稟賦效應是其表現之一，即個體對已經擁有的物品賦予更高的價值，高於他們願意為獲取該物品所支付的價值。馬克杯實驗（買家願付價格 vs. 賣家願售價格的巨大差異）和疾病實驗（為避免風險願付金額 vs. 承擔同等風險要求補償金額的巨大差異）都清楚地展示了這種由於擁有狀態（稟賦）或問題框架（框架效應 Framing Effects）不同導致的估值差異，這無法僅靠傳統的風險規避來解釋。
- 偏好不穩定性與框架效應 (Unstable Preferences & Framing Effects)： 傳統經濟學假設偏好是穩定且外生的。然而，實際情況是，人們的偏好可以受到問題呈現方式（框架）的顯著影響，甚至可能在短時間內發生變化。唱歌實驗（願付錢聽歌 vs. 願付錢不聽歌）形象地說明了這一點。行銷和廣告業的存在本身就證明了偏好不是完全穩定的，它們試圖影響和改變人們的偏好。
- 統計偏差 (Statistical Biases)： 人類在理解和處理概率和統計信息方面存在系統性偏差。例如，高達 80% 的司機認為自己的駕駛技術優於平均水平，這在統計學上是不可能的。吸煙者雖然知道吸煙的危害（平均縮短壽命），但往往高估自己戒煙的能力或認為自己不會受到影響（預期壽命不隨吸煙而降低），這顯示了對個人風險判斷的偏差。
- 外在與內在動機 (Extrinsic vs. Intrinsic Motivation)： 有時微小的外在激勵變化會對行為產生不成比例的影響，尤其是在涉及內在動機或健康相關的行為中。二甲雙胍藥物合規性實驗（藥價從 $1 降至 $0 顯著提高了服藥率）表明，即使是關乎生死的重要決策，微小的價格信號或「零成本」的框架都能產生巨大影響，這不僅僅是貧困問題，更關乎人們如何感知和回應激勵。
- 預設選項的影響力 (Power of Defaults)： 這是行為經濟學中最具衝擊力的發現之一。研究顯示，如果某個選項被設定為預設值，即使改變預設值只需勾選一個方框這樣簡單，也會對人們的選擇產生巨大影響。 401(k) 退休計劃參與率從「選擇加入」(opt-in) 的 20% 驟升至「選擇退出」(opt-out) 的 80%，以及不同國家器官捐贈率的巨大差異（預設同意 vs. 預設不同意），都強烈表明了預設選項的巨大影響力，這源於人們的慣性、不注意或將預設視為某種推薦。這些現象與理性個體會仔細權衡所有選項並做出最佳選擇的傳統假設完全不符。
主要論點四：行為經濟學的洞察對公共政策具有深遠影響，特別是引入了「內在性」(Internalities) 的概念，為政府干預提供了新的視角，並催生了「推力」(Nudges) 等政策工具。
- 解釋： 傳統公共經濟學主要基於「外部性」(Externalities) 來證明政府干預的合理性（例如對產生負外部性的活動徵稅或規範）。然而，行為經濟學提出的各種偏差，特別是時間不一致性和統計偏差等導致的自我傷害行為，引入了「內在性」的概念。內在性是指個體因自身行為偏差（如自控力差、信息處理錯誤）而對自己造成的成本或收益。
- 香煙稅案例： 教授用香煙稅的例子說明了內在性的政策影響。傳統經濟學在計算吸煙的負外部性時（醫療費用、火災、二手煙等），甚至會考慮到吸煙者早逝減少的社會成本（例如領取退休金的時間縮短，被戲稱為「死亡效益」），最終可能得出一個相對較低的最適稅率（約 $0.40-$0.50/包）。然而，一旦考慮到內在性——即吸煙者因自控力差或對健康危害的低估而對自己造成的健康損害（每包香煙約使壽命減少 7 分鐘，按生命價值估算可能達 $40/包）——那麼最適稅率會大幅提高，可能達到 $10/包甚至更高。證據表明吸煙者尋求承諾裝置（如自我懲罰手段）來幫助戒煙，這正是存在自控力問題的體現。因此，基於行為經濟學的視角，政府不僅應考慮外部性，還應考慮人們因行為偏差而對自己造成的內部傷害。
- 其他政策應用： 藥物禁令在傳統外部性框架下難以完全解釋，但在引入內在性概念後，如果認為吸毒者是因嚴重行為偏差而對自己造成巨大傷害，政府以保護個體免受自我傷害為由進行干預就有了新的基礎。對比吸煙和飲酒，教授指出，酒精的負外部性（酒駕、犯罪、家庭暴力）巨大而內在性相對較小（嚴重酗酒才造成嚴重健康損害），因此即使不考慮內在性，傳統經濟學也應支持提高酒精稅；而吸煙是內在性與外部性（剔除死亡效益後）都很高。
- 肥胖問題與政策挑戰： 肥胖是當代社會一個巨大的公共健康問題，兼具內在性（對個體健康和壽命的損害）和外部性（龐大的醫療費用）。應對肥胖的政策也需要考慮行為因素。政策選項包括：提供更多信息（如卡路里標籤，被證實對甜甜圈無效但對鬆餅有效，因為改變了人們的認知）；稅收（難以單純對食物徵稅而不傷害低收入人群，糖稅或脂肪稅可能導致替代效應）；規範（如禁用反式脂肪，在有顯然更優替代品時較容易）；供應鏈規範（如解決「食物沙漠」問題）。然而，單一措施效果有限。
- 推力 (Nudges)： 基於行為經濟學最令人興奮的政策工具之一是「推力」。推力不改變個體的選擇集合或顯著改變經濟激勵（如大幅增稅或提供巨額補貼），而是通過改變「選擇結構」或呈現方式來溫和地引導人們做出更符合其長遠利益的選擇，前提是人們可能存在行為偏差。例如，改變預設選項（401(k) 案例、器官捐贈），改變食物的擺放方式（自助餐盤子放在末尾），或者限制不合理的超大份量（紐約市長彭博的汽水限令）。這些推力利用了人們的慣性、有限注意力或框架效應等，在不剝奪選擇自由的情況下影響決策。雖然對推力的效果（特別是可重複性）仍需要更多研究，但它提供了一個利用行為洞察設計政策的全新思路，強調以更貼近人類真實決策過程的方式來引導行為。
總而言之，本次講座的核心思想是行為經濟學通過整合心理學發現，揭示了人類行為中的系統性偏差，如時間不一致性、損失規避、框架效應、統計偏差和對預設選項的敏感性等。這些洞察挑戰了傳統經濟學的完全理性假設，並為重新思考和設計公共政策提供了新的框架和工具，特別是通過考慮「內在性」以及運用「推力」來幫助人們做出更符合其自身長遠利益的決策。行為經濟學是一個仍在發展中的領域，許多關於如何建立準確模型和評估政策效果的問題仍在探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