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Écrits》是法國精神分析學家雅克·拉岡（Jacques Lacan）的文集英文全譯本，由布魯斯·芬克（Bruce Fink）翻譯。從提供的資料來看，我們可以提取出拉岡思想體系中的幾個核心論點，這些論點貫穿於文集收錄的各篇論文與演講稿中。
首先，最為核心且貫穿始終的論點是語言（Language）和符號界（The Symbolic Order）的優先性及其對主體（Subject）的構成作用。 拉岡認為，精神分析的場域（field）和功能（function）必須在語言和言語（speech）中去理解。他在多篇文章中反覆強調，無意識「像語言一樣被結構」。這意味著無意識並非僅僅是本能或原始衝動的儲藏庫，而是遵循著類似語言的運作法則，如隱喻（metaphor）和轉喻（metonymy），這在他對「倒扣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的研討、以及《無意識中文字的在場或弗洛伊德以來的理性》（The Instance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onscious, or Reason Since Freud）等文中得到了集中體現。拉岡指出，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和《玩笑及其與無意識的關係》等著作，本質上揭示了符號（symbol）和能指（signifier）在無意識運作中的決定性作用。「文字」（letter）不僅指字母，更指能指這個物質載體，它優先於所指（signified）和意義（meaning）。意義並非固定不變，而是在能指鏈（signifying chain）的滑動中產生。主體的真理不在於其意識到的內容，而在於其言說中，在無意識的符號構成中。
拉岡在《文集序言》（Overture to this Collection）中，開篇便討論「風格即人」這一說法，並將其轉化為「風格即你所言說之人」。他進一步提出，在語言中，我們的訊息是從「大他者」（Other）那裡傳來的。這引出了「大他者」作為符號秩序、語言寶庫的場所的重要性。主體正是在與大他者的關係中，在符號網路中被定位。例如，在對愛倫·坡的 〈失竊的信〉 的分析中（第 6 頁起），拉岡並非僅僅在做文學批評，而是藉此闡釋符號（在此例中是「信」）如何在主體間的關係中流轉，以及主體如何被這封信的在場與缺席所決定，無論信的內容為何。這封信本身就是一個純粹的能指，其位置決定了主體的位置和命運。
其次，主體的構成與異化（Alienation）是拉岡理論的另一個關鍵論點，尤其體現在「鏡像階段」（The Mirror Stage）的論述中。《作為精神分析經驗所揭示的「我」的功能的形成階段的鏡像階段》（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I Function as Revealed in Psychoanalytic Experience，第 75 頁，目錄中列為第 92 頁起的文章）指出，嬰兒在 6 到 18 個月時，通過鏡中影像（imago）辨識出自身，形成最初的「我」（I）的觀念。這個「我」的形成是一個關鍵時刻，但也是一個充滿誤認（misrecognition）和異化的時刻。嬰兒將鏡中那個完整、協調的影像認同為自身，而彼時其自身的運動機能尚不完善，身體經驗是破碎的（fragmented body）。因此，「我」最初就是通過一個外在的、異己的影像建立起來的，這導致了主體自身根本性的分裂。這種鏡像認同是想像界（The Imaginary Order）的核心機制，它構成了自戀（narcissism）的基礎，並且與攻擊性（aggressiveness）緊密相關（見《精神分析中的攻擊性》，第 82 頁，目錄中列為第 99 頁起的文章）。拉岡認為，這種想像性的認同與自戀的構成，對於理解主體的精神病理至關重要。他在《精神因果性報告》（Presentation on Psychical Causality，第 123 頁，目錄中列為第 140 頁起的文章）中進一步探討了瘋狂的本質因果性，將其與人的存在、自由以及與影像的關係聯繫起來，批判了當時精神病學中的器質論。
第三，弗洛伊德理論的「回歸」與批判性繼承是拉岡治學的核心姿態。 拉岡在多處（如《弗洛伊德的「事物」或精神分析中「回歸弗洛伊德」的意義》，第 334 頁，目錄中列為第 351 頁起的文章；《精神分析及其教學》，第 364 頁，目錄中列為第 381 頁起的文章；以及《1956 年精神分析的處境與精神分析家的培養》，第 384 頁，目錄中列為第 401 頁起的文章）強調「回歸弗洛伊德」（Return to Freud）的必要性。這並非簡單地重複弗洛伊德的言論，而是要回到弗洛伊德文本的核心，重新發掘其革命性的洞見，尤其是那些被後弗洛伊德主義者（特別是自我心理學和某些美國精神分析流派）所誤解、歪曲或拋棄的部分。拉岡認為，弗洛伊德的真正發現——無意識的語言結構、能指的優先性、欲望的辯證法等——被嚴重忽視了。他批判當時精神分析領域存在的理論僵化、技術教條化以及對「現實適應」、「強化自我」等目標的過度強調。這種批判精神也體現在他對「標準治療的變異」（Variations on the Standard Treatment，第 269 頁，目錄中列為第 303 頁起的文章）的討論中，指出精神分析治療並非一套固定的操作規程，其核心在於分析家在言語交換中的特定位置和對主體欲望的聆聽。
第四，精神分析的實踐原則與治療方向（The Direction of the Treatment）。 在《治療的方向及其權力原則》（The Direction of the Treatment and the Principles of Its Power，第 489 頁，目錄中列為第 506 頁起的文章）等文中，拉岡詳細闡述了他對精神分析實踐的理解。他強調分析家不應扮演一個指導者或教育者的角色，不應將自己的價值觀或對「現實」的理解強加給被分析者。分析家的「權力」並非來自其個人權威，而是來自其在分析情境中所佔據的「大他者」的位置，以及對言語和無意識邏輯的掌握。詮釋（interpretation）的關鍵不在於揭示隱藏的「內容」，而在於通過精確的「斷句」（punctuation）或干預，使被分析者無意識的能指鏈得以重新組合，產生新的意義，從而讓主體認識到自身欲望的真理。移情（transference）也被重新理解為在分析關係中對無意識欲望的重演，而非僅僅是情感的投射。
第五，對特定精神結構（如精神病）的深刻洞見。《關於精神病所有可能治療之前的問題》（On a Question Prior to Any Possible Treatment of Psychosis，第 445 頁，目錄中列為第 462 頁起的文章）是拉岡對精神病結構的經典論述。他基於對施雷伯（Schreber）案例的細緻研讀，提出了精神病的關鍵機制在於「父之名」（Name-of-the-Father）的「排除」（foreclosure, Verwerfung）。「父之名」作為一個核心能指，其在符號界的缺席導致了符號秩序的崩潰，使得主體無法正常地將自身錨定在語言和社會結構中，從而產生幻覺、妄想等精神病現象。這一論點深刻地改寫了精神分析對精神病的理解，將其從單純的力比多退行或自我功能缺陷的層面，提升到符號結構的層面。
第六，欲望（Desire）、驅力（Drive）與陽具（Phallus）的意義。 拉岡的理論極大豐富了對欲望和驅力的理解。《主體的顛覆與欲望的辯證法》（The Subversion of the Subject and the Dialectic of Desire in the Freudian Unconscious，第 671 頁，目錄中列為第 688 頁起的文章）引入了著名的「欲望圖」（Graph of Desire），試圖以拓撲學的方式呈現主體、能指、所指、需求、欲望、驅力之間的複雜關係。欲望並非指向某個具體的對象，而是「對大他者欲望的欲望」，它永遠處於一種不滿足的狀態，由能指鏈的轉喻性運動所驅動。陽具並非指生理器官，而是一個核心能指——「陽具的能指」（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Phallus，第 575 頁，目錄中列為第 592 頁起的文章），它標示著欲望與欠缺（lack）的關係，並在主體的性別認同和性關係中扮演關鍵角色。驅力（Trieb）也被重新闡釋為圍繞著身體的孔竅（如口、肛門、眼睛、耳朵）形成的能指迴路，其本質並非生物學的本能，而是與「部分對象」（partial object）或「對象 a」（object a）緊密相關。
第七，跨學科的理論視野與對西方思想傳統的重新解讀。 從目錄中可以看出，拉岡的論述廣泛涉及哲學（如《康德與薩德》Kant with Sade，第 645 頁，目錄中列為第 662 頁起的文章；對笛卡爾、黑格爾的討論）、語言學（索緒爾）、文學（如對吉德的青年時代的分析《吉德的青年，或文字與欲望》The Youth of Gide, or the Letter and Desire，第 623 頁，目錄中列為第 640 頁起的文章）、邏輯學（《邏輯時間與預期確信的斷言》Logical Time and the Assertion of Anticipated Certainty，第 161 頁，目錄中列為第 178 頁起的文章），甚至犯罪學（《精神分析在犯罪學中功能的理論導論》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Functions of Psychoanalysis in Criminology，第 102 頁，目錄中列為第 119 頁起的文章）。這表明拉岡試圖將精神分析建立在一個更廣闊的知識背景之上，並通過精神分析的視角重新審視和解讀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問題和人物。他對弗洛伊德文本的「字面」閱讀，本身就是一種對傳統詮釋學的挑戰。
《Écrits》呈現了拉岡思想體系的主要論點，其核心在於通過語言學和結構主義的方法，深刻地重新闡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強調符號界、能指、大他者在主體構成、無意識運作、欲望形成以及精神病理機制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它也包含了拉岡對當時精神分析學界理論與實踐的批判，以及對精神分析作為一門科學及其教學的思考。這部文集以其理論的深刻性、原創性和表述的獨特性，對 20 世紀下半葉以來的精神分析、哲學、文學批評等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其論點的晦澀難解，也恰恰反映了其所探討問題的複雜性以及拉岡本人試圖通過語言本身去揭示語言之於主體命運的弔詭力量。文集本身就是一場對主體、真理與符號之間關係的持續追問與闡發。